我所認識的李震神父 陳方中

我所認識的李震神父
陳方中(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)

    認識李震蒙席是在1990年左右，當時我正在撰寫碩士論文《民國初年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》，應該是實際指導我的宋稚青神父介紹我去找李神父，看看輔仁大學有沒有一些資料。當時沒有資料的收穫，但認識李神父是一個很大的收穫。1991年碩士論文完成後，隨即考上師大歷史博士班，承羅光總主教美意，我到輔大兼課，教授共同必修的中國近代史。當時李神父還沒當校長，負責中西文化研究中心，這是支持老師研究計畫的單位。我向李神父提出「方豪神父年譜初稿」的計畫。雖然我才疏學淺，當時還誤以為方豪神父是耶穌會士，也不清楚他與輔大的恩怨情仇，但李神父聽我說明，糾正了我的錯誤，知道我用的是方豪神父贈送給政大的書信資料，就慨然應允了這個計畫。我拖到1994年初完成了這份作業，當時還是寫在稿紙上的。

    1999年我拿到博士學位，9月以後到輔大擔任天主教史研究中心的主任。在到輔大前一年左右，我在主教團下所設的橋樑委員會擔任兼職秘書，一周到中央大樓工作一兩天，整理一些台灣教會各單位與中國教會往來的文件書信，並準備出版蘇若裔的《中國近代教難史料》，在橋梁教會委員會開會時，有時也會碰到李神父。在此說明一下背景，李神父出生於中國天津，自然是一位很關心中國大陸發展以及中國天主教發展的神父。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，不知何年李神父已有回鄉的經驗。在那個兩岸都相對開放的時代，也是台灣天主教教會想扮演橋樑教會角色的時代，李神父順理成章的是橋樑教會委員會的成員，羅總主教在輔大成立了中國天主教史料中心，其目的是加強對中國教會內外的了解，李神父也曾擔任中國天主教史料中心的主任。在1992年到1996年擔任輔大校長期間，有不少次機會率團到大陸參訪，當然有更多機會了解中國政治及宗教的實況，所以李神父是一位實現橋樑教會角色的代表人物。

    我1999年到輔大時，對天主教史研究中心的工作有些疑惑，這時兩岸已更開放了，天主教史研究中心已與中國天主教史料中心合併，我去問李神父意見，問他要不要擬訂工作計畫？他跟我說別擔心，各種工作會找上門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真是充滿睿智的先知之言。我私心揣度，李神父也不是一個自己找事情的人，但各種事情因為他的能力、學養及待人處事就找到他了。他看到我的專長，知道有一定程度的稀缺性，看到整體大局的需要，可以預估一定有做不完的事。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信仰去看，這些教會內的各種工作不只是工作而已，李神父將其視為天主對他的召叫，他不一定喜歡做，但這些熟知其人品學識的前輩主教們要他做時，他也就服從了。我想甚至他擔任輔大校長也是如此。我記得有長輩說，李神父擔任輔大校長是有條件的，一是不當主教，二是只做四年一任。主教是要有教區責任的，李神父以其個性是真的不想擔任教區主教。如果只是給他一個榮譽主教銜，以他的個性也是沒有必要的。

    李神父1996年2月自輔大校長退休後，其實也沒閒著，主要是中國大陸各地的神哲學院都有教學的需求，這位教會的哲學大師當然很受歡迎。李神父應該也沒有到有求必應的地步，但在我印象中他很多時間在大陸，甚至有幾年在大陸的時間超過在台灣。我對中國教會的了解有一部分來自李神父，他不輕易地分別地上地下，有一些不能被大多數教會人士接受的人，他也能與他們往來，接受他們的邀約。說到大陸教會的邀約，錢從來不是李神父考慮的，有次他和我說到只是提供食宿他也會去，看到當地教會的需要他也自己拿錢給他們。李神父不擅理財，別人有需要他就會給，有時還會被一些人騙錢，我不清楚知道細節，但我知道在那個領一次退休金的年代，他的退休老本逐漸減少。還好前校長秘書莊幸惠女士，前校史室主任吳瑞珠老師知道李神父沒有金錢規劃，幫他守住了一點點他的退休金。

    我2006年8月接任校史室主任，有更多機會在校史室見到李神父，因為他有習慣到校史室走一走。有一天他拿著一本有許多照片的書，指給我看他念書時候的北京柵欄大修院，那是明末以來中國朝廷賜給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墓地，以後形成了教友點，義和團運動時大量教友被屠殺的地方。我也和他報告我到大陸參訪的一些經歷，例如在他家鄉天津的望海樓天主堂，那是1870年天津教案的事發地。天津的老西開主教座堂，那是雷鳴遠推動中國天主教本地化運動，所謂天津運動的主要標的。當然還有比較輕鬆的話題，李神父認為最好吃的鍋貼在天津。

    以後李神父不太能繼續教書了，有一段時間他的弟弟把他接回到天津家裡住。我趁到大陸北方開會的機會到他家裡去看他，他和家人到小小的天津機場接我，還在他家裡吃了一頓飯，大概是他的妹夫燒給大家吃的，只是我一直沒有吃到天津的鍋貼。後來李神父還是回到了台北，這時他需要靜養了，李神父名義上是嘉義教區的神父，實際上他只在嘉義教區服務了4年，他多半時間都在輔大及台北。當時嘉義的鍾安住主教慷慨的接納了他，安排他住進虎尾聖若瑟醫院的照護中心。

    在這九年中我四次去看李神父，有一次我們一家三口，還偷帶著剛剛養的小貓去看他，想要給他一點寵物療癒。以後幾次看他時間越來越短，一次他完全認不出我，有一次他生病，蜷縮在床上。然後就發生了新冠疫情，這成了我不去看他自我說服的藉口。

    在他還精力充沛的時候，有一次我問他于斌樞機和某某教會領導人，誰比較偉大？他沒有遲疑馬上回答我：「當然是于斌樞機！他的氣度是沒有人比的上的。」我其實問了一個滿蠢的問題，人有自己的限度，在走向天主的旅程中，功課各自不同，其實沒甚麼好比的。不過我想李神父欣賞的是于樞機的豁達大度，不是把世俗名聲金錢看在眼裡。他一直也是一個豁達大度的人，他沒有很在意人世間的榮譽名聲，當然也沒有錢。走筆至此，腦中浮現的形象是在輔大文鐸樓旁，神父們晚飯後昏暗夜色中，李神父手拿念珠念玫瑰經的身影。這是一位愛天主、愛人也被天主所愛的神父，這樣就夠了。